Friday, July 24, 2009

丧失民族自信心,中国尖端技术被国外疯狂偷盗

到 底是日本的技术高还是中国的技术高?如果你在网上做一个调查,我们肯定会不难发现,绝大部分人是认同日本的技术比中国的要好,正所谓“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 的圆”。中国在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积聚在中国民众和政府官员层中的民族自信心不足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一步步深入,国门大开,中国人看到了国外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变和提高,令我们许多人对中国自己越来越没有了自信心,甚至极尽诋毁之词来攻击自己存在的不足。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千百年来,这种积聚的文化沉淀,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保密工作的开展,使得一只只伸向中国偷盗技术的“黑手”让中国的许多技术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就拿我们的近邻日本来说,许多技术就是他们从中国偷盗来的。

上篇:偷盗中国技术历史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我们来介绍一下国外偷盗中国技术的历史,会让我们发现一些触目惊心的结论:中国泄密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随着我国国门洞开,以及国际冷战时代的结束,我国的“泄密事件”频频发生,最近发生的力拓事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不择手段的手法,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 “黑手”已经主要流向转移到了经济领域,说到底,眼红你口袋里有几个银子了。仔细地考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除了一部分国民的贪渎无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 们国民心态中民族自信心的严重缺失,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但我们的“保密工作”尚未完全适应这个时期的转型,使得我们的技术情报和经济情报疏漏百出,用 无密可保来形容并不过份。

我们来看几件事,来说明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是多么地无知。

1981 年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新华社发了一个简短的语焉不详的报道。这件事在国际上的反应却是爆炸性的,因为这极可能标志着 我国已掌握“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的高技术。一时间,各国驻华武官均受命向我国官员和一切可能的渠道查探详细消息和资料。我国官员当然是做到了守口如 瓶,万万想不到的是,卫星发射后仅三天,北京的一家电台即播出了题为《太空奥秘夺桂冠》的广播稿。

次日,北京的一家报纸干脆登出《我国第九颗人造卫星》的报道,并附上了三颗卫星的图样,以及在车间实施组装的照片。这前后两稿都翔实报道了这三颗太空飞行 物的运行轨道、无线电遥测频率等等。这使得国外情报部门如获至宝,为这种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的情报皆大欢喜。我国的军工部门却大惊失色。介入一查之下,原来 是某部一个工程师之的“杰作”。他不经请示,稿子在火箭发射前就已经写好了,卫星升空后传送至电台、报社,并谎称已经“送审”。虽然此人也为自己的“好大 喜功”吃尽了苦头,也受到严厉处置,但对我们的损失却是无法估量的。

我国的“两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通过了国家鉴定,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发明,这是人类需求极大、前景无比广阔的科学技术成果,世界两大产业国瑞士和美国闻 风而至,竞相出价要买下这项技术发明专利。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后,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两国代表来了个“和气生财”,欢天喜地地回老家去了。原来这项专利便宜 到了只值一本杂志的价钱。某学报将全部研制过程、细节、配方、剂量刊登无遗。稍有化学常识者,回去后就可以按谱炒菜,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件事看了就觉 得心痛。

日本人在一次国际蚕业学术会上,对中方代表是极尽了东道主之谊,其接待规格之高,令中国的出席代表受宠若惊。原来中方在这次的学术报告上,将独创治柞蚕流 行病的配方、施药方法甚至病源研究都和盘托出,日本方面只不过是回报以东方式的答谢,因为这种技术的得来真的是太便宜了。

据说,在日本设有独立一幢楼的广播监听室,昼夜24小时监听和收录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省市的电台广播节目,并立即整理,分类存档。从中获得中国的种类情报。

下篇:民族不自信导致许多机密技术外泄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国家在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应当不断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或者是将我们曾经拥有的 民族自信心重新找回来。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是一个愚蠢的民族,就拿这次嫦娥探月工程来说,我以前看到许多帖子,我们的国人总是喜欢拿这个事同日本的探月工程 来进行对比,一比就发现人家日本携带的仪器多、飞得离月球近等等,因此悲观地认为日本比我门的先进、嘲笑嫦娥的技术差。这其实是很可笑的,也是一种典型的 民族不自信的表现。

我门绕的是距离月球200公里的圆形轨道,日本绕的是距离月球50到100公里的椭圆轨道,我们离月球远,他们离月球近,许多人又意淫说我们的卫星既可以 看到月球也能看到日本的卫星。其实在过去的历史中,我门中国绝大多数朝代的科技水平都远超过日本,日本只不过最近才走了一百多年的正确道路,才有今天这一 步。

说句实话,我从来都不看好日本,你去看看他们近代的科学发展史,不是偷美国和部分中国的(日本的救心丹就是偷的张仲景的古方还每年向中国输入,他们赚了多 少钱?),就是买欧洲的。日本人是有点小聪明,聪明在善于改造别人的技术,如果你去认真考察他们的基础科学,你会发现日本人真的比中国强不了多少。

中国人在近代史上,曾经屈辱百年,改革开放门户洞开,使得我们当年曾经有过的一些民族优越感早就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严重的自卑和不自信。在民族自信心这 一点上,我们真的要学学韩国人,民族的自信心很强,自信到了将汉城也改成了首尔。当我们见到韩国人和日本人的时候,要敢于大声地告诉他们我们曾是他们的文 化宗主国,曾经比他们领先了几千年。

美国人安东尼奥陈,是前任美国国家智囊高级亚洲分析家,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出口货”,现在他旅居欧洲时的名字是一个化名。我们看看其著作 “2000年应该如何对抗北京的分析报告”、“2004关于大陆攻台计划部分可行性预测分析”是怎么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很多高新科技领域, 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60-70年代之际,虽然是他们‘红色风暴’时期。但是,就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如今的项目都是那是秘密研发雏形的。譬如他的‘外空2次核裂变技术(初级氢 弹)’‘大型电子管,晶体管计算机转化技术’等等。但是,当时这些科研机构都是凭其本身那种所谓‘革命主义’精神在自我奋斗。

白天会遭受批斗,攻击,晚上他们回到‘牛棚’以后依旧会为那个国家、那个政府去‘奋斗’。这不得不说是他们的那一代科技知识层的‘悲哀’。虽然很多数据资 料,都是依靠他们手功计算完成的,这种工作含量的力度,在美国人看来,是十分难以想象的。举个例子来说,在当时东北地区一个所谓‘干校’劳动的数名高级科 学专家,在那样环境里,秘密搞出来最早的‘工业机器化全自动系统’就是后来通称的‘军用机器人’。这个计划最终被当时主导工作的周先生(周恩来)所关注, 并且呈报了在生病中的毛(毛泽东),随即这些人被秘密转移,‘所谓保护起来’”。

说这些,并不是我有意要表达什么。但是,目前我们中国社会对60-70年的评价就是一无是处。但不提及这些,我们就很难联想到,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会一下子涌现那么多的高新科技成果。80-84年,我们先看看日本。

日本国此时刚刚进入快速科技化时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高科技时代”,使我们面临着一种“日本征服”,当时日本由于其战略思想在面对高额外汇储备下,发 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惜将大批资金注入到摆明是圈套的“90发展对抗计划”,致使其国内常规科技以及高技术科技受到严重打击。恰在此时,美苏在进行着冷 战。

美国处在高度对外技术垄断时期,莫说是日本,就是欧洲也很难拿到美国的最新科技。此时,美国的IBM为了商业利益,停止了通用大型机的研制开发,转入“家 庭计算机计划”就是现在看到的 pc机,而中国和日本依旧在走计算机大型化道路。我在这里要说明的事是,我国当时硅半导体科技研发,硅晶元的制造,都是与美国几乎同步进行的。中国不选择 走计算机家庭化,是完全根据自身国情考虑的。

当时即便在美国一台最新的8008或者8086系统的售价也在2000美金左右,可以说是极其昂贵的产品。当时,中国社会也正在走所谓的“万元户”时期, 这种价格肯定是很难接受的。因此,中国果断选择了大型机计划即863工程的1代长城(曙光最早前身),而日本,此时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都可以基本与美国 同步。但是,一贯自大的日本人,感觉自己在大型机方面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崛起于亚洲,因此,日本人不切实际的盲目开始大型计算机研制。

但在设计研发中,诸多技术难题致使日本感到难以继续前行,而美国为了达到早期的技术垄断,因此以科技交流形式,误导着日本大型机的发展,阻碍其象XL大型 集成电路发展,使日本陷入了歧途。而正是80- 83年,中国自己已经完成长城1代大型机,以及曙光1号巨型机的制造与研发。而我们当时的中国人,刚刚进入改革开放不久,他们却非常想得到自己与国际高科 技技术的行业内标准相差的距离,生怕自己进入了“闭门造车”。

1982年,我国的长城2号大型计算机及其重要的技术资料,被那时天真而不自信的中国人带到了“纽约国际科技博览会”、“东京新技术交流会”上,中国人那 是第一次“走出家门”,也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技术壁垒,依然在采取中国人的“自卑弱点”,低着头走进所谓的国际科技殿堂。在东京,日本专家发现中国计算机技 术遥遥领先他们的时候,十分丑陋的以所获的美国诸多学术资料,来对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欺诈,所谓“你们的长城早已是十分落后的产品了。”

但美国人不一样,美国军方对中国大型机算机技术的高超给予了十分高度的关注。在二个国家几乎同时代将进入亿次计算时代,美国军方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因此美 国希望与中国秘密制定“高级计算机技术协议”来控制这种技术流入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这些华约国家。但是,中国没有答应。而日本人呢,则是借此次 交流会的机会,于第二年进行了所谓“自行开发大型机算计系统”“昭和1”,当时,日本的精密加工的确比中国好,外观相当漂亮,不像中国产的那么“土气”, 我们中国的专家们就一度放弃了长城和曙光。

1984年初,小平同志圈点的“863计划”全面开始之后,由于当时政府的强制影响,该计划才没有被下马。但中国科学院递交的报告就这样称:长城,曙光, 由于技术相对于西方国家,处于落后阶段。因此建议作为民用。这是多么愚蠢的举动,无偿出卖了自己最先进的科技,而且还要将自己领先世界的东西骂得一无是 处。而这,就是中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心产生的中国最大的一个悲哀。

1985年,美国的“XX”电脑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全华人自主知识产权的硬件体系电脑公司。美国政府为了技术封堵,迫使其XX公司与美国的IBM合作。 XX电脑公司不得已,向中国求援。而当时中国采取的一切对外软化外交,为了“睦邻友好”,断然拒绝XX电脑公司回国,日本此时则果断接受了他们,并提出了 邀请。但是,XX公司坚决拒绝与日本合作,于1986年宣布破产。自此,INTEL从此打掉了唯一一个华人竞争对手,与APPLE一起,成为了美国计算机 个人系统的霸主。

1985年日本在“睦邻友好合作”大旗的指引下,参观了沈阳某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再一次在日本“进口”同行面前显示出自己卓越的“自卑”,把几 乎整个自动化项目都拿出来,叫日本人来进行所谓的 “审定”,但是作为日本,此时完整工业自动化却还只是一个“雏形”,中国却是成形的科技项目。只是尚未大规模地进行推广而已。1986年,日本又对外宣布 首次制造研发成功整体化工业自动项目。而此时,中国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上当。

1988年,美国和平典范计划刚刚结束,中国国内所谓的“美国民主,西化中国”的思潮却在不断上升。就在自由化的泛滥下,一切国产的科学技术都是垃圾的理 论到处都是,中国的许多所谓的“精英”其实就是几个以前被“打倒”过的教授文人,根本也不是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极力诋毁中国的一切,诸不知当时我国的科技 界由于几十年的备战备荒,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也就在这个时候,上海 X船舶制造与日本进行“睦邻友好”,把经过自己多年心血研制的“XXX型集约化数字焊接系统”无偿的又一次卖给日本,而这套系统,是6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 在秘密条件下利用早期俄国电子机床自己设计出来的,是整个八十年代亚洲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在日本的“高度审视下”,被拉下了马。1989年,中日签署进 口日本大型焊接系统,当时我们大约是花了3亿左右美金,但由于“89事件”被停止。

到了1992年,通过与法国 XX公司交流合作,中国人才如梦方醒,引进的法国12亿美元电子数控设备,其中有80%是中国在80年代中期被日本所谓的友好专家给审视掉了的世界最高科 技产品。说起这些,就令我们无比痛心,中国,什么时候重新找回你的民族自信心,这就是思想界的混乱带来的中国人的无限自卑产生的恶果。

前面说的是一些较高的科技。至于类似诸如用雅马哈摩托车技术换取中国宇航精确导航技术之类的愚蠢的所谓合作,中国人那时又何止是这些。日本为何至今民用技术依旧强大于中国,其结果是80%的贡献均来自日本的“友好邻邦”中国的无私“贡献”。

中国神6起飞的时候,我看到了咱们中国人可以搞出与美国同等水平的“外层空间2次变轨技术”,我是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又有那么多的人又在挖苦这个技术, 我感到非常失望。美国的太空科技拥有中国不可比拟的雄厚资金。美国国家宇航技术可以把每一次技术区分来试验,那怕是每次仅仅试验一个项目,对他们来说也是 没什么问题。但是,只有还在中国搞准军事化高科技研发的人自己才清楚,我们一次投入的资金是多少?

怎么可能与美国进行太空分项技术验证来比拼。我们有钱,却用来买美国的国债,不用到这些需要的地方去。我要忠告那些依旧在盲目崇拜日本科技的人们,日本人 在进入空间化时代的道路上,还只能算是一个幼儿,充其量才刚刚学步。而中国已经是目前能够实际进行太空作业的少数科技强国了。不要再拿自己的成果,去给你 盲目崇拜的“睦邻友好”的日本去鉴定了,这一“鉴定”就将自己所有的技术都给鉴定走了,我们亏吃的不少了,该是睡醒的时候了。

我亲爱的中国同胞们,月亮不都是外国的圆,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不要再往别人的脸上贴金,老是往自己的脸上抛屎,今天,是中国人该找回自己民族自信心的时候了。

Wednesday, July 15, 2009

Quotes

Nancy Astor: “Sir, if you were my husband, I would give you poison.”
Churchill: “If I were your husband I would take it.”

A lie get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the truth has a chance to get its pants on.

Once in a while you will stumble upon the truth but most of us manage to pick ourselves up and hurry along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西方分裂他國霸權話語: “民族自決

發生在新疆烏魯木齊的“7.5“暴亂事件令人髮指,人神共憤。西方關於“民族自決”的輿論喧囂一時。在當代,以“民族自決”名義進行的國家分裂,是多民族國家最難應付、理論上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問題,因而也就成了最有必要探究和澄清的問題。

  首先,民族自決權是一種有先天缺陷的權利。從歷史起源看,倡導“一族一國”的民族主義乃是歐洲破碎型地緣政治版圖的産物。自3世紀羅馬帝國崩 潰後的數個世紀以來,歐洲陷入並吧不斷強化了小國林立的狀態,並最終強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而 “一族一國”的理論正是在這種支離破碎的政治版 圖上長出的罌粟花。可以說,歐洲的民族、民族主義與破碎型主權國家是彼此互動、相互促進的。它在加快歐洲現代國家生成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更在歐洲引發 了長期征戰。戰爭除了使歐洲各國兩敗俱傷外,沒有消除原來歐洲列強的矛盾,反而使其矛盾更加深化,並最終在二次大戰後徹底讓出世界政治的權勢中心位置,而 被歐陸之外的美國和蘇聯所取代。

  近代以後,這種帶有病態基因的民族主義,卻被當作萬應靈藥帶給了東方國家。而東方社會結構與西方存在很大差異性。以巴爾幹地區為例。基督教世 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反復厮殺,在這裡留下遠比西歐核心地帶複雜得多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這裡民族認同淡漠,各民族間基本相安無事,這與 西方“民族-國家”的標準相去甚遠。而民族主義的輸入無端引發了巨大的地區動蕩。在巴爾幹地區,移植了西方民族主義後,該地區一躍成為“歐洲的火藥桶”, 在短期內引發了三次巴爾幹戰爭。因此,肇始於西歐的民族自決,遠非什麼普世性政治原則,而是適用於特定地區,並帶有先天性缺陷的政治思潮。

  其次,“民族自決”已日漸淪為西方分裂他國的霸權話語。從政治現實看,世界範圍內民族宗教混雜現象普遍,使得“一族一國”的理想狀態極為罕 見,即使在民族主義的發祥地西歐,各國仍有民族混居現象,乃至少數民族要求分離的問題,如英國北愛爾蘭問題、西班牙的巴斯克問題,加拿大的魁北克問題,法 國的科西嘉問題等等。問題在於,西方國家絕不容許他國插手本國的民族分離問題,更不允許國內少數民族進行“民族自決”(哪怕是通過“全面公決”這種最民主 方式),而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是反西方國家)的民族分離運動卻是不遺餘力地進行挑唆和支持,以致其屢禁不絕。

  自18世紀末以來,歐洲列強為弱化和消耗龐大的奧斯曼帝國,曾交替利用民族和宗教問題,在其內部製造和擴大裂隙。1797年拿破侖進軍希臘 時,曾利用希臘人的民族主義感情來征服愛奧尼亞群島:“如果居民們傾向於獨立,那我們就設法助長他們這種情緒,並毫不遲疑地談論希臘、雅典和斯巴達。”在 民族分離運動強力衝擊下,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領土喪失殆盡,並最終走向全面解體。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明確倡導“民族自決”原則。這固然是威爾遜理想主義作祟,而且主要是為瓦解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但隱隱也 有針對英國的成分。當時,美國在海外基本沒有殖民地,而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則擁有超過國土面積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殖民地。因此威爾遜“警惕甚至妒忌它(英 國)的國力”。因此在當時背景下,推崇民族自決,讓“屈服於權威的人民”起來反抗,客觀上動搖、削弱了英法殖民強國的地位和影響。

二次大戰後期,羅斯福與斯大林共同倡導民族自決原則,並使之成為國際法基本原則之一。美蘇這樣做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削弱依靠殖民地稱霸的英法等傳統殖民帝 國。羅斯福強調說:“美國和蘇聯不是殖民大國,我們更容易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殖民帝國在戰爭結束之後不會存在很長時間。”戴高樂很明白,羅斯福支持世界上 的殖民地獨立,而這些新獨立國家一定會依賴美國,受到華盛頓和羅斯福的遙控指揮。

  當前,歐美已成親密盟友,自然沒必要借“民族自決”之名同室操戈。但對那些非西方國家,特別是潛在或現實對手,西方卻不斷就其民族問題大做文 章,以盡可能地削弱乃至瓦解對手。蘇聯解體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蓄意為之的結果。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喬治凱南就特別強調蘇聯的民族問題是可資利用的 工具,“我們可能期待一個新的俄羅斯,它將不把壓迫的枷鎖強加於具有民族自決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

  1960年初,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要“通過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壓力,來腐蝕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好戰的一面”。尼克松、布熱津斯基等美 國政要也主張,應廣泛利用和鼓勵蘇聯境內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引導這種情緒從要求經濟文化的自主權轉向政治上分享權利,以致獨立的目標發展,並就 此提出了“和平演變”的舉措。而蘇聯最終解體,就是從波羅的海三國民族分離運動,並在其他地方産生連鎖效應所致。由此看出,“民族自決”這種有缺陷的理 論,通常是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對付戰略對手的利器。

  第三,在當代,民族自決權是一種“過期作廢”的權利。民族自決權本質上是一種後天賦予的政治權利,因而是一種有嚴格限定條件的權利。在建立主 權國家前,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自決的權利,而在主權國家建立後,國內各個族裔意義上的少數民族等於將自己民族自決權利讓渡給了層次更高的國家主權。這些國內 少數民族的集體身份也就由“族裔民族”轉變成“政治民族”,如同中國藏族之從屬於中華民族、美國黑人之從屬於美利堅民族、法國科西嘉人之從屬於法蘭西民 族。這時候,他們的少數民族身份只具有種族和文化意義,而不具有政治和法律含義;每個成員的個體身份都是國家公民,他們享有作為國家公民的相應權利,當然 也承擔忠於國家的相應義務。

  民族自決與主權國家的關係,正如一個人結婚前後的差異:婚前是“未婚”身份,因而有權自由戀愛;婚後就成了“已婚”, 他(她)在享受婚姻帶 來好處的同時,就必須承擔忠誠於婚姻的義務。如果這時繼續戀愛甚至結婚,就成了“婚外戀”和“重婚”,就觸犯了道德乃至國家法律。正像合法地解除婚約必須 經過雙方當事人一致同意一樣,主權國家中的某個民族、某個部分如果想從原有國家中獨立出去,其歸屬顯然不能由某個小共同體自己說了算,而應該由全國所有公 民投票決定。那些動輒以“民族自決”名義分裂國家的分裂運動,實際是在濫用根本不存在的權利。他們不是在進行“民族分裂”,而是在進行國家分裂。至於那些 打著“民族”旗號進行打砸搶的暴亂分子,更與民族糾紛毫不沾邊,而只是群踐踏法律的犯罪分子。

Politics...

Nancy Astor: “Sir, if you were my husband, I would give you poison.”
Churchill: “If I were your husband I would take it.”

A lie get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the truth has a chance to get its pants on.

Once in a while you will stumble upon the truth but most of us manage to pick ourselves up and hurry along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Quotes from Winston Churchill



民主光环下掩盖的种族歧视

——从黑人失业看所谓民权卫士霉国的真面目

  

  霉国一向以民权卫士自居,今天污蔑这个“人权纪录”不佳,明天指责那个“人权状况”需要改善,到处挥舞人权大棒打击制裁别的国家。如今更以“反恐”为 借口,有恃无恐地肢解主权国家,肆无忌惮地侵占别国领土,恣意掠夺别国资源,妄图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纵观二战以来的历史,霉国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祸 水,是一切动乱的祸根。它确实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虚伪透顶、罪恶滔天。其实,霉国只是一个突然发迹的地痞无赖,冠冕堂皇地装作正人君子罢了。  

  就是这个如今仍在一本正经地维持“国际秩序”的霉国,其国内的种族歧视已经到了令人发指、惨不忍睹、忍无可忍的地步。据《纽约时报》2009年7月 12日刊登的由帕特里克·麦克吉汉和马休·R·沃伦合写的一篇报道,从2008年第一季度起直到今年三月止,纽约市黑人的失业人数一直在不断增长,而且在 迅速加大,与白人之间的差距正在以加速度迅速扩大。根据纽约市审计署将于周一(13日)公布的失业数据审计报告,至今年三月底,黑人的失业率增加了四倍, 比白人多出八万多人。经济学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纽约黑人的失业人数要比白人高出这么多,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主要波及的金融和其它专业性服务领域也是如此,黑 人在这些领域的人数并不占多数。他们只能哀叹,“黑人在这里资历浅、地位低,当裁员来临时,黑人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全国其它地方的失业浪潮尽管有所减缓,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鸿沟却一直在扩大,只是增速比纽约略低一点。“从历史上看,黑人的失业率总是比白人高。但是从 2007年12月经济危机爆发起,总失业率一直是以4.6%的增速上涨,而今年四月黑人的失业率已高达15%”。纽约市审计署总经济师弗兰克·巴拉克尼 说:“非洲裔美国人(即黑人)遭受(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与白人相比)一直是不成比例的。通常的情况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与非西班牙裔白人相比,相 差高达两倍以上,去年,与白人的差距已显著加大”。2008年第一季度,全国范围内的黑人失业率是8.9%,而白人的失业率是4.8%;2009年第一季 度黑人的失业率猛增到13.6%,白人的失业率只涨到8.2%。  

  在上月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黑人的失业数字把霉国政要折磨得狼狈不堪。当有记者问奥巴马,他将如何“制止放血式的黑人失业率”时,这个黑人中的败 类还一本正经地说,他将帮助所有社区,不论是黑人、拉美人还是亚洲人居住的社区,他需要“使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运转”,“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没有能力去帮 助任何人”。类似的话,他曾在其它场合说过多次,但每次开出的都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一些政策专家和公务员们对纽约黑人失业率急剧增加的趋势深表关心,该市今年五月的综合失业率创下12年来的新高,达9%,而黑人的失业率从2008年 第一季度的5.7%猛增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4.7%。同期纽约白人的失业率只是略有增加,从3%增加到3.7%。“这表明,纽约市黑人居民的失业人口是白 人失业人口的四倍”。  

  上周五在布朗克斯区的一个劳务市场,32岁的阿马迪·斯科鲁格斯说,他曾在一家纽约银行的客服中心工作,今年四月失业,该银行由于所经营的大部分住房 抵押贷款成为坏账而裁员。斯科鲁格斯先生是黑人,已婚,有三个孩子,住在布鲁克斯的声景镇(Soundview)。他说,尽管裁员,紧接着是用工冻结不一 定是出于种族歧视的动机,但实际上它已使白人与工人关系紧张、格格不入。“我所在的部门大部分是黑人和拉美人,管理层大部分是白人。人们以为去除赘肉应该 从顶部,而不应该从底部进行,因为正是这些低工资的工人干绝大多数工作。”现在,斯科鲁格斯三个月的离职补偿期已满,他正在申请延长失业救济。  

  上个月,家住布鲁克斯区莫特港口区段的罗杰·理查森由于工时被砍掉了一多半而不得不离开了他在家得宝商场的销售工作,他也是黑人。他说:“我必须找其它事情做,因为我的账单超过了我的工资”。  

  经济衰退使纽约其它种族人群的失业率也进一步上升,只是不像黑人那么严重:在拉美人中,从2008年一季度的6.4%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9.3%;亚洲与其它种族人群从5.5%上升到7.1%。  

  戴维·R·仲斯是社区服务协会(CSS)的总裁和董事长,该机构是替低收入工人游说的团体。他说:“遭受这次经济危机的打击程度并不是对每个人都相 等。”加工制造业在纽约经济中比其它任何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都多,因此成了黑人工人的主要依托。此外,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是该市许多黑人的稳固经济来 源。但近来由于税收减少而不得不削减预算,这些部门也一直在裁员。  

  詹姆斯·帕洛特是一个从事自由研究的团体——财政政策研究院(FPI)的总经济师, 他指出,纽约邮政业已减少了大约2000个就业岗位,其中大多数是由黑人从事的。市政官员对金融、法律服务、咨询以及出版等高薪领域内的大批裁员束手无 措,但这些裁员在该市八月份就业高峰以来裁减人员总数108,000人中,所占比例还不到一半。在比较截止到4月30日为止前一年的就业数据时,帕洛特发 现,在纽约人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黑人及其它少数民族居民的就业在减少。早在拉赫曼兄弟投资银行九月份倒闭前,纽约的就业尚未开始下降时,帕洛特就在进行 将经济衰退与就业高峰末尾时期的对比工作,从经济衰退开始危害美国其它地区时起,整整进行了九个月的时间。  

  帕洛特先生的分析描绘出了一幅令人望而生畏的画面,人们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危机对白人与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成员产生的影响是多么不均等。他的数据显 示,在到今年4月30日止的前12个月内,白人共增加130,000个就业岗位,但黑人、拉美人和亚洲人的就业人数都在减少。黑人就业人数减少17, 000人,拉美人减少26,000人,亚洲和其它种族群体就业减少18,000人。  

  “这确实是一副黑白分明的就业情景,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在过去的一年里,纽约劳务市场中发生的实际上就是种族交接班。”  

  阿尔杜曼·戈麦斯,25岁,他说他直接品尝到了失业浪潮带来的苦果。他曾在布朗克斯一家疗养院任护理助理,在那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今年一月那家 疗养院倒闭。“这是你曾经赖以生存的工作,但就因为裁员,一切就全变了。”戈麦斯先生说:“在我工作的那家疗养院,那些保住工作的人都是管理层的人,他们 大多是白人,他们都转到其它疗养院去了。”  

  戈麦斯先生一直在(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夜校学习政治学,并希望继续进法学院深造。但他说他担心如不能尽快找到另一份工作,他恐怕无力继续支付学费以及在曼哈顿学生公寓的住宿费了。  

  以上事例均直接引自霉国出版的报纸,尽管有些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但足以使我们看清霉国社会的实质:阶级压迫的残酷。同样在经济危机之下,受害最深的 是黑人、拉美人、亚洲人等广大劳动人民。霉国至今仍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所谓的“民主”、“人权”只是一块遮羞布,是霉国手中用来欺压别国的两根大 棒。希望那些至今仍对霉国心存幻想的人能够尽早觉醒;希望那些还在对霉国眉来眼去的人有所收敛;警告那些死死抱住霉国大腿的人必须悬崖勒马。 



美国拨款资助50个反华项目 青睐恐怖组织

8 月20日,美国民主基金会项目主任萨利·布莱尔向全球“民主团体”发出邀请,希望它们竞争2010年至2011年的“民主促进”项目与培训机会。在往年, 这种民间组织发出的邀请常常会被国际社会忽略,然而今年却大不相同。去年拉萨的“3·14”事件、今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伊朗因选举引发的大规模 冲突,它们背后都有民主基金会的影子。《环球时报》记者经调查发现,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极为重视,它资助的中国项目多达50项,仅次于伊拉克的52项,排名 世界第二,远远超过俄罗斯。从民主基金会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制造的“颜色革命”和剧烈社会动荡来看,它对中国的高度关注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资助五大类中国项目

  “若干年前,一位美国军事战略与哲学教授、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对我说过,西点军校的所有学员都需要深入掌握和熟知孙子兵法。他们从这位伟大的中国军 事战略大师那里所学到的重要格言是‘兵者,诡道也’。我对此感到惊讶,也许一些中国读者也会对此感到惊讶。”这段话来自一本书的前言,该书名为《霸权背 后》,作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恩道尔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美国怎样运用从秘密经济战争、人权“武器化”所演化出来的各种方法来弱 化和孤立他国尤其是中国。今年7月28日,恩道尔撰文称,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人们有必要看清美国“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民主基金会的实 质。所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又一次通过民主基金会大肆干涉中国内政。恩道尔明确指出,民主基金会资助过很多国家的众多组织,并为近年来塞尔维亚、格鲁吉 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政权更替,以及德黑兰今年的大选风波提供资金援助。

  美国民主基金会并不隐瞒其所资助的各种项目和所属国家。通过其官方网站,《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它所资助的亚洲国家有15个,包括菲律宾、印尼、越 南、泰国、斯里兰卡、蒙古、巴基斯坦、中国等,其中对中国下的血本最大———资助的各种项目总数多达50个,高居亚洲榜首。这50个项目可以分为五大类。

  “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是民主基金会最愿意下力气支持的。光在其官方网站上,《环球时报》记者就找到了它所资助的11个“藏独”项目。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学博士米切尔·贝克尔8月17日在加拿大智库“全球研究”的官方网站上撰文称,以1988年成立的“西藏国际运动”组织为例,它现在已经初具国 际影响力,并在华盛顿、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布鲁塞尔开设分部。这一切“拜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赐”,因为“西藏国际运动”1994年获得了美国民主基金会拨的 第一笔资助金,从那之后,它分别于1997年、1998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获得了民主基金会数额不等的资助。这让“西藏 国际运动”组织不但闯过了“初创难关”,还迅速地发展起来。有钱、有人、有实力的“西藏国际运动”频频进行“藏独”活动,奥运圣火在法国和英国传递期间, “西藏国际运动”组织就发动“藏独”分子抢夺奥运火炬。贝克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民主基金会其实是达赖与支持西藏独立的美国政治人物之间的一座桥 梁。”

  民主基金会对“疆独”的支持在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遭媒体全面曝光,《环球时报》8月10日在《美民主基金会扶植热比娅》一文中有深入报道。

  民主基金会重点支持的第二类对象就是“民运”势力。如它为“民运”色彩浓厚的“香港人权观察”组织提供17万美元,为“公民交流”组织提供59967 美元。“民运”出版物更是民主基金会支持的重点,如自称以“鼓动国内和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为目的的《北京之春》,它2008年至2009年获得的资助是 18万美元。“中国信息中心”则获得了41万美元的资助。这个组织号称提供“独立的新闻与观点”,但打开该中心的网站,8月18日首页上的内容都是煽动民 众或者反政府的。

  民主基金会愿意资助的第三类组织是各种“民权”团体。如它为“国际劳工协会美国中心”拨款29万美元,为“中国援助协会”提供7.5万美元。这些团体 打着“促进中国民众的法律、人权、环境等民生意识”的旗号,以“唤起共鸣”的方式煽动中国民众与政府对抗。一位从事国家安全领域研究的专家8月18日在接 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方式很有迷惑性,普通民众感觉相关组织这样做是为大家好,是为民众利益考虑。一旦这种所谓的‘民权’团体在民主基金 会的资助下壮大并按民主基金会的指示行动,那么它会制造出许多让政府难以处理的群体性事件。”

  国际学术界的“中国项目”是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第四类目标。如“普林斯顿中国倡议”项目号称“召集互联网技术专家,为中国普通民众、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创 造更便于交流与沟通的互联网工具”。民主基金会资助该项目11.5万美元,前提是该项目创造的互联网工具必须“以公众为主导”,还要让中国政府无法控制。

  民主基金会赞助的第五类目标是“纯文化与技术”团体。如民主基金会拨款3.65万美元资助“北京东增纳兰文化传播公司”。这个项目对外宣称是“资助中 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保护”,但了解情况的相关人士称,该项目是在“训练”民间团体,让参训人员对“人权基本概念”和组织发展形式有基本的了解与掌握。


  纯国会拨款的“民间机构”

  美国民主基金会逢人便强调其“民间机构”的身份,但只要了解它的经费来源和组织架构就知道,民主基金会其实就是披着“民间”外衣的美国政府部门。

  以隐蔽的方式促进“美国式民主”的做法源于二战结束后。为了阻止共产党的影响力在欧洲扩大,美国决策者们开始以秘密输送顾问、装备和资金的形式,资助 亲西方的媒体和政党。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一些美国“私人团体”开始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接受秘密资金,同样用于削弱共产党的影响。这些“私人团体”后 来成长为“美国政治基金会”,也就是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前身。

  1983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下令成立美国民主基金会,并要求国会在1984至1985财年拨款6500万美元,用于“促进全球民主”。除要国会拨 款外,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董事会结构更让这个“民间机构”显得怪异,因为其成员包括两名国会议员,美国劳工、商务和教育机构官员,外交政策专家、共和党和民 主党代表。民主基金会首任“永久主席”约翰·理查逊是前助理国务卿。现任主席卡尔·杰什曼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资深顾问。

  民主基金会最初争取的拨款是每年3130万美元,但国会只给了1800万美元。即便如此,国会中仍有民主基金会的反对者向白宫建议,既然民主基金会是 “民间性质”,那么不应该由美国国会拨款,而应吸纳民间的捐款。然而,美国国会仍坚持民主基金会的所有资金由国会划拨,国会还屡屡干预民主基金会的项目, 经常对其进行“具体指导”,比如当年美国国会就要求民主基金会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智利、尼加拉瓜、东欧的“特别利益集团”。美国国会还要求民主基金 会“特别资助”南非、缅甸、中国、(中国)西藏和朝鲜的有关组织。“9·11”事件发生后,民主基金会抛出第三份战略文件,开始大量赞助中东国家的项目。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对民主基金会的拨款数额实际上在增加:由最初3300万美元的“定额”增至2004年的4000万美元,再跳到2006财年的6000万美元。到了2008财年,美国民主基金会所获得的年度拨款是1亿美元。

  它是美国战略意图的执行者

  美国民主基金会很擅长将西方国家各种“民主基金会”拉到一起做工作。比如“为促进缅甸民主进程”,美国民主基金会将英国的“威斯特敏斯特民主基金 会”、德国的“康拉德基金会”、加拿大的“人权与民主进步国际中心”拉到一起,一起出钱出力拉扯“缅甸民主力量”。在对付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时,美国民 主基金会主要是拉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民主基金会”。

  美国的民主基金会又是如何批准一个项目的呢?一位熟悉该基金会运作的专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项目审核有明暗两套:明的一套程序公 布在官方网站上,比如每季度由民主基金会董事会讨论评估,通盘考虑项目的轻重缓急、具体需求、所在国家的情况、民主效果和相关经验,然后将钱批给团体或者 组织。申请者要填一系列的表格,如项目细节、开支情况、预算方案、组织负责人的姓名与职位等等。那位中国专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民主基金会给不 给钱主要是考虑这个项目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程度,对相关国家的破坏性,以及相关组织或团体对美国式民主的认同程度。说到底,美国利益是根本,如果不符合 美国国家利益,很难从民主基金会那里捞到一分钱。”

  美国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中心副总裁金·A·霍尔姆斯、美国传统基金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谢比·库罗姆披露说,1996年8月1日,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 会试图取消当年对民主基金会3000万美元的拨款,理由是尽管民主基金会在苏联、中国、古巴、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越南等国的“民主促进”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但冷战毕竟已经结束,而苏联已经解体,所以不必再花如此大的费用。然而,支持对民主基金会继续拨款的美国议员们表示,尽管苏联解体了,但共产党在 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继续执政,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的共产党的影响力仍然不小,不能小看共产党在全球的力量。议员们认为,西式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对美国利 益的威胁比较小,由于它们追求利润、热衷商业活动,所以更愿意国际稳定。而民主国家很少与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所以加强推广民主,如投资美国民主基金会,比 起与一个“不民主国家”发生战争,代价要小得多,这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